《宋会要辑稿》(GZT-1)是清代徐松根据《永乐大典》中收录的宋代官修《宋会要》加以辑录而成,共366卷,分为帝系、后妃、乐、礼、舆服、仪制、瑞异、运历、崇儒、职官、选举、食货、刑法、兵、方域、蕃夷、道释等17门。内容丰富,十之七八为《宋史》各志所无,是研究宋朝法律典制的重要资料。但由于《辑稿》卷帙浩繁,残缺零乱,给整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,而欲将其整理为电子数据库,则更是难上加难。2005年,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(2008年11月10日正式更名为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)和上海人民出版社、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启动了《宋会要辑稿》数据库研发项目,历时三年,终于完成。该数据库以U盘为载体,即插即用,界面典雅,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,并配置有联机字典等多种工具,是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绝佳利器。

产品型号:GZT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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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宋代官修本朝《会要》,后人称之为《宋会要》。“会要”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,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。唐代苏冕所撰《会要》与崔铉、杨绍复等所撰《续会要》草创了这一史书体裁,但它们皆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代会要。直到五代、宋初的王溥在苏、崔两家会要的基础上,续修唐宣宗以后至唐末部分,撰成《新编唐会要》,于北宋建隆二年(961)进奏朝廷,自此,方确立完整一代的“会要体”。

  宋代特设会要所,人员、印记、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。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,共计3000余卷,包括《庆历国朝会要》(宋绶、王洙等修纂)150卷、《元丰增修五朝会要》(王珪、李德刍等修纂)300卷、《政和重修会要》(王觌、曾肇、蔡攸等修纂)111卷、《乾道续四朝会要》(汪大猷等修纂)300卷、《乾道中兴会要》(陈骙等编类)200卷、《淳熙会要》(施师点、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)368卷、《嘉泰孝宗会要》(杨济、钟必万总修)200卷、《庆元光宗会要》(京镗等奏进)100卷、《今上皇帝(宁宗)会要》(陈自强、史弥远分三次奏进)325卷、《淳祐宁宗会要》(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、《嘉定国朝会要》(张从祖类辑)588卷。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《国朝会要总类》(即《十三朝会要》)588卷。《宋史·度宗纪》载,曾奉安有《理宗会要》,今《宋会要辑稿》中未见。上述这些会要,除《国朝会要总类》曾刊行于蜀中外,其余均无刊本,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。

  德祐二年(1276)二月,宋恭帝奉表出降,元军入临安,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,“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,归之国史院”(《元史·董文炳传》),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。明洪武初年,“太祖定元都,大将军收图籍,致之南京”(《明史·艺文一》)。永乐十八年(1420)迁都北平,又将“文渊阁所贮书籍,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,各取其一,置于燕都”(《明史·艺文一》)。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,岁月浸久,时势动荡,史籍散佚,势所难免。明初修《永乐大典》时,《宋会要》已十失其一。宣德年间,文渊阁大火,藏书大半被焚,《宋会要》亦不曾幸免。杨士奇于正统六年(1441)所编的《文渊阁书目》中著录“《宋会要》一部,二百三册,阙”。可见,此时的《宋会要》已是一残本。弘治以后,《宋会要》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。万历年间,张萱等编定《新定内阁藏书目录》,其中已经不见《宋会要》的踪迹,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。另外,在明代的其他书目中,如叶盛所编私家《菉竹堂书目》,又或焦觉《国史经籍志》,虽皆有著录《宋会要》之文,却不过是据目抄入而已,并非实有其书。

  所幸明初编修的《永乐大典》将《宋会要》采入,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《宋会要》。时至清嘉庆十五年(1810),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。他利用职务之便,在签注《永乐大典》中的唐文的同时,将包括《宋会要》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,亦签作“全唐文”,命书吏录出。所以,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,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,多有“全唐文”的字样。徐松日积月累,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。从现存的《永乐大典》及《宋会要辑稿》的各方面情况来看,当时《宋会要》是分门辑入的,或选一门,或摘数句,随韵列目,摘取编入,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。加之《宋会要》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,因此辑稿的整理,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。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,一直为《宋会要》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,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、李兆洛的协助,然而最终未能如愿。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,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,对于后人的整理,提供了帮助。

 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(1848)年去世,“同治初年,其书散出”(缪荃孙《艺风堂文续集》卷六《宋太宗实录跋》),所辑《宋会要》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,为缪荃孙购得。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,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。广雅书局对《宋会要》辑稿的整理工作,由缪荃孙、屠寄负责,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。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,从稿本编排,到文字校订、年月调整,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,都做了大量工作。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,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。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,职官一类,直接为嘉业堂采用,成为清本《宋会要》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  1911年,辛亥革命广州起义,张之洞、屠寄先后离开广雅书局,《宋会要》辑稿的整理工作未能完成。不久,书局提调王秉恩将藏匿下来的《宋会要》稿本分两次卖与吴兴刘承干。于是,徐辑原稿及广雅书局清稿转归刘乐嘉业堂所有。刘我先后聘请刘富曾、费有容等进行整理。刘、费二人在徐松原稿的基础上,大体遵循广雅书局的整理体例,成初编291卷,续编75卷。刘富曾又参考各书,移改旧史实,增入新史料,录成清本,共得460卷。

  1931年,北平图书馆从嘉业堂买去经剪裁的徐氏原稿,并将广雅书局所修清本借来,由该馆编纂,叶渭清对照研究。叶氏认为,徐氏原稿已被痛加删并,不复原来面目;但仍有不少篇幅是出于《永乐大典》而不见于徐氏抄本者,故而清本仍有可参证之处。

  根据叶氏的研究,以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认为,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,然因经费所限,遂于1935年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年,将原稿先行影印,名之曰《宋会要稿》,以线装200册行世。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再度影印,名之曰《宋会要辑稿》,以精装8大册发行。1964年,台湾世界书局以《宋会要辑本》之名,以《中国学术名著》第六辑,影印装成16册发行。1976年,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以四合一版影印装成8册本发行。

  《宋会要辑稿》(以下简称《辑稿》)分帝系、后妃、乐、礼、舆服、仪制、瑞异、运历、崇儒、职官、选举、食货、刑法、兵、方域、蕃夷、道释等17类。其中礼、职官、选举、食货等类篇幅尤大。类下分门。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,然后按年、月、日顺序,摘取有关诏令、奏章等等。如此,不仅遐眉目清晰,而且处置政务的事例,以及典章制度的得失兴废,均分类归纳,使得事件发生、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及不同意见,都得以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来。《辑稿》较之原书,虽已大有残阙,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元修《宋史》诸志及其他有关史籍所不载的宋代史料,如食货类“限田杂录”,“造水硙”,“修理堰、闸、渠、斗门、堤岩”,“各路产物买银价”,“量衡”,“诸郡进贡”,“船战船附”,“民产杂录”,“置市”诸门,皆为《辑稿》之独有。以《宋史》诸志与《辑稿》的卷数相比,前者合计不过162卷,而后者则为376卷。《宋史·职官志》仅12卷,《辑稿》职官粝为83卷;《宋史·食货志》仅14卷,《辑稿》食货类则有70卷。可见,《辑稿》所保存的宋代史料,在数量上远远超过《宋史》诸志。《辑稿》所载史事,一般均详于《宋志》,其记述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,且往往能够校订《宋史》各志的纰谬与疏略,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

  由于《辑稿》卷帙浩大、残缺零乱、问题繁多,因此,各种带有研究成果性质的检索工具书应势而出。1932年,汤中出版了《宋会要研究》一书。1939年,日本学者江田忠在汤中《宋会要研究》的基础上,编撰了《徐辑〈宋会要〉稿本目录》。1937年,小沼正则编制了《宋会要食货目录》。1958年,法国学者Etienne与Balazs将《辑稿》的食货、职官、刑法、方域四类,编成《宋会要目次》出版。1970年日本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会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《宋会要研究备要》。1980年,台湾大学王德毅《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》出版。1982年,日本东洋文为宋代史研究会再度出版了《宋会要辑稿·食货索引》。1984年和1986年,王云海先后出版了《宋会要辑稿研究》和《宋会要辑稿考校》。1995年,陈智超《解开〈宋会要〉之谜》出版。这些著作和工具书的出版,对《宋会要辑稿》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

  但是,由于《辑稿》本身的缺憾,使得使用及检索时,产生诸多障碍。首先,《辑稿》的残阙问题相当突出。《辑稿》中大致完整的篇幅,一般皆起自太祖迄于宁宗,计十三朝。但就是在这其中,很多篇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。有些篇幅甚至是整门缺失,例如职官类无枢密院门,兵类无禁军门。其次,《辑稿》中存在大量重出篇幅。《永乐大典》以字韵次第编排事目,所以会将《宋会要》同一篇文字编入不同的字韵事目中,故而形成重出复见的情况。第三,由于《辑稿》在整理过程中的编排失当,使得重出多门、前后倒置、时序相错等情况不时而见。第四,《辑稿》本身乃一尚待整理的未完成稿,故而并无目录,这一点也给检阅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。第五,《辑稿》自清代中期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录出来后,长期处于草稿状态,虽有影印本行世,但因未作彻底整理,从中找寻相关史料较为繁难。

  鉴于上述种种,将《宋会要辑稿》做成数据库十分必要。这样,不仅可以解决无顺由此及彼阅读和查检的问题,使书中的丰富史料得到充分利用,从而大推动宋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发展,而且对《宋会要辑稿》的彻底校点整理,也可以提供极大的方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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